整个观影过程带来了巨大的不适感，哪怕在面对这样一个沉重不容忽视的题材的时候依然会很厌恶。导演曾表示由于作品原型故事已经在台湾本土有一定影响，女生自己一个人想做因此电影的重点在于受害者和加害者双重标签的人群的内心探讨。可所谓“加害者变成被害者”的阐述过程，就只是伤害的叠加和一个结构编排而已，女生自己一个人想做对于校长、老师、相关负责人等多方的利益问题，女生自己一个人想做还有听障人士即使被性侵也不愿离开学校的现状避而不谈。我觉得这种回避并不是叙事重点的选择，而是导演在选择了这样带有必然会让人愤怒和焦虑的题材之后，女生自己一个人想做并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女生自己一个人想做只是把生理上的难受视为第一准则。另一个不适感来自于对于男孩刻画的薄弱。在表现男孩极度痛苦的时候，导演也只是让男孩嚎啕大哭，配着天台上一排在晾晒的雪白的床单。懵懂的情感，几次不够流畅的转折，青春片套路反而削弱力量。